成功案例

试管婴儿、试管婴儿不顾一切求子,她们搏在高龄生育路

字号+ 作者:admin 来源:未知 2019-03-26 我要评论

她们已错过最佳的自然生育年龄,在求子的路上,备受生理、心理的煎熬,有时还不得不踩在法律的灰线上。 在中国的生育大军里,新添了一群人,她们的身体在走下坡路,生育意愿却

她们已错过最佳的自然生育年龄,在求子的路上,备受生理、心理的煎熬,有时还不得不踩在法律的“灰线”上。
 
在中国的生育大军里,新添了一群人,她们的身体在走下坡路,生育意愿却分外强烈。已错过最佳受孕年龄的她们,在和生育时钟赛跑,急切地想尽各种招数,只为养一个宝宝。
 
同发达国家一样,中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近两年在不断推迟,高龄孕产妇直线上升,尤其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,生育压力得以释放。
 
在北京市床位数最高的妇产科专科医院——北京妇产医院,2016年迎来近1.5万个婴儿,其中,“大约4000多例的产妇年龄在35岁以上,400多例产妇超过40岁,还有四五十例产妇超过45岁。2017年,高龄产妇又增加43%,其中40岁到44岁的产妇增加约70%。”该院产科医生宋伟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试管婴儿
 
年龄,是一道生育的闸门,这道闸在下坠的不可逆中加速。女性卵巢功能在35岁之后极速老化,就像树枝突然折断垮掉一样,医学界将35岁之后生育力下降的情况称为“折棍现象”。临床上把35岁及以上妊娠的产妇,皆归为高龄产妇。
 
决定加入高龄生育潮时,王楠的想法是“赶紧生”。2016年,中国推行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转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。她和丈夫想再生一个孩子。35岁的她,没有过多纠结再养育一个孩子的负担,“关键是趁着还算相对年轻赶紧生”。
 
数据显示,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,60%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,50%在40岁以上。
 
高龄怀孕不易,即便成功,并发症、胎儿畸形、分娩困难等风险也会更高。因此,即使备孕期间没有异常,医院也会将她们直接纳入高危产妇管理。
 
试管婴儿
 
即便如此,那些想抓住生育最后机会的70后,以及想要生个老二的80后,仍然奋勇直前。她们有的四处求药、紧张备孕,有的求助于现代医学辅助生殖技术,有的甚至不惜游走法外之地,踩在“灰线”上祈子。
 
不顾一切求子
为了生孩子,在35岁时王慧辞职了,一门心思做试管婴儿。她先后5次取卵、3次移植胚胎,换了两家医院都无果。
 
“第三次做移植的时候,连医生都掉眼泪了,她真心希望我成功。”王慧第一次在医院的楼道里哭得稀里哗啦。
 
穿梭于各大医院生殖中心就诊的人群中,新增加的主力是70后、80后。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曾介绍,中国年均完成70万例辅助生殖技术。
 
以70后为主,她们在独生子女政策时不能生,二孩放开后很着急。“从医学上认为生育机会不多,她们自己也相信有困难,但又特别迫切想去做治疗。” 北医三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刘平向《财经》记者介绍。
 
这样的热度催化了辅助生殖市场的迅速发展。2007年原卫生部曾将辅助生殖技术行政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,辅助生殖机构从2007年的95家突增至2012年末的356家。截至2016年,全国获得执照的辅助生殖机构增至451家。
 
然而,女性年龄太大,即便是利用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也不高。
 
依据历年来的数据,刘平认为,还有辅助生殖治疗价值的年龄上限是43岁,43岁还可能有一些成功,但高于44岁成功率会很低。
 
所有的影响因素中,永远不变的是女性的年龄。输卵管不通、弱精症都可以通过治疗手段克服。唯有年龄带来的折损,不可逆转。
 
王慧曾经设想过,用试管技术如果还是失败,“最后一步打算就是试管婴儿。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,很多人一定是在不断退让”。
 
“灰色地带”背后的无奈
不少高龄产妇,对人工辅助技术心存戒备,先是自然怀孕拖一段时间,万般无奈才求助于科技手段,当一次次失败之后,一些人甚至会“试管婴儿”或者借腹生子。
 
按原卫生部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等规定,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卵子、精子,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试管婴儿技术。换言之,只可接受赠卵。
 
获得赠卵十分不易。因为按相关规定,一次取成熟卵子20个以上,自留15个,其余方可馈赠。“工作这么多年,从没有见过一个患者选择等待赠卵。”北京宝岛妇产医院生殖中心首席专家左文莉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 
捐卵的人罕见,更何况一次促排获卵数超过20个的妇女中,多数都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,而此类患者的卵子质量普遍较差,且该疾病有遗传倾向,也会被禁止赠卵。
 
刘平说,如果确实遇到排卵多于20个,“我们会稍微提示她一下,如果你愿意可以捐出来,当然这完全基于自愿”。现实中,自愿捐卵的案例凤毛麟角。
 
有需求者会转向黑市。“爱心捐卵” “试管婴儿试管婴儿”这类小广告,在生殖医院的地上、卫生间的门、墙上,随处散落。
试管婴儿
 
试管婴儿、试管婴儿、试管婴儿,在中国皆处于法律不禁、政府不允的灰色状态。在法律上留有“真空”, 因此,对这一类行为的处罚法律依据不足,无法针对不同主体实现规制,对非医疗机构实施试管婴儿也没有规定任何处罚措施。
 
37岁的杨乐,离异,没有孩子。“我怕等不及找到下一个合适的人,我想试管婴儿。”她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一度产生“贿赂”生殖科医生的念头。
 
目前国内的医疗机构不能开展这一项目,国外试管婴儿的综合成本又太高。刘平以其业内资深者的观察评价,“国内的试管婴儿技术也就是近四五年开始发展,现在也只是相对成熟。由于一次也不能冻很多卵,解冻之后的试管婴儿成功率也可能受到影响。”
 
王慧在国内医院尝试三年之后,38岁时,决定再去国外一试,她仔细筛选医院,甚至研究各医院院长的研究方向。一年多里她前前后后出国了11次。
 
漫漫试管路上,王慧备受希望与失望交替折磨,最煎熬的不是一次次的抽血、做B超、打针、取卵,而是“像等待一次次宣判,宣判你的卵好不好、能不能用、能不能配成胚胎、胚胎是什么级别的、最后能不能移植”。
 
不惑之年,仍在求子,王慧焦虑之下开始服用安眠药。在得知自己怀孕后,“反而出奇地平静,经历了太多失败、沮丧,这一天真的来到,我已经筋疲力尽”。
 
在备孕八年、试管六年之后,41岁时王慧终于如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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